股·中问·法｜（五）如何解读《公司法》最新司法解释对上市公司代持协议的规定？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于2024年7月1日实施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（下称“《规定》”）同日实施，其对新《公司法》中禁止违规代持上市股票的规定确定了前后法律适用衔接，即：“公司法施行前订立的与公司有关的合同，合同的履行持续至公司法施行后，因公司法施行前的履行行为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；因公司法施行后的履行行为发生争议的下列情形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：（一）代持上市公司股票合同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；……”

如何理解衔接安排背后透露的含义，以及如何从该安排正确理解新《公司法》禁止违规代持之规定？

一、 《规定》如何适用前后新旧法？

1. 2024.7.19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规定答记者问》（下称“《答问》”）中明确表示：“《规定》的起草始终恪守司法解释的功能定位，就如何具体做好新旧法衔接适用问题作出规定……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。首先，《规定》秉持‘法不溯及既往’的基本原则……只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一百零四条‘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的特别规定’即有利溯及规则，适用新法更能够体现立法目的的情形下，才赋予相关条文溯及适用的效力。其次，《规定》严格将溯及适用的条文限定在实质性修改、新增规定、具体细化规定中。《规定》对于不符合有利溯及规则的实质性修改、背离相关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新增规定，不赋予溯及力……”

2. 上述《答问》明确，《规定》以法不溯及既往为一般原则，以有利溯及为例外情形，即只有在适用新法更能体现立法目的情形下，才赋予相关条文溯及适用的效力。对于不符合有利溯及规则的实质性修改、背离相关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新增规定，不赋予溯及力。

二、 新《公司法》修订内容包括几种类型？

1. 《答问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实质性修改规定主要包括，一是公司法对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假定条件、法律后果等实质内容均进行了修改；二是旧公司法虽无规定，但旧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作了漏洞填补性规定，公司法作了实质不同的规定。此时，新法的溯及适用往往会打破合理预期，因此溯及适用必须要符合有利溯及规则……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多与合同、公司决议的效力和履行有关，故《规定》将实质性修改区分为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实质性修改、有关合同履行的实质性修改以及其他实质性修改……”

2. “新增规定指不仅旧公司法无规定，民法典、司法解释、司法政策性文件、指导性案例等均无规定，缺乏统一的裁判尺度。新增规定对旧公司法秩序下的合理预期一般无影响，或影响不大，并且新增规定多属填补旧公司法之空白，公司法施行前所处理的公司纠纷，即使旧公司法无相关规定，人民法院也要依据习惯、民法典等其他法律的基本原则、立法精神进行个案处理中的法律漏洞填补。因此，空白溯及规则的适用，应当在有利溯及规则统辖之下，更侧重于考量以公司法规定填补法律漏洞是否具有正当性，或没有减损民事主体预期利益。”

3. “具体细化规定是指旧公司法有规定，但规定比较抽象、原则或因含糊不清存在理解争议，公司法作出更清晰、具体的解释性规定。一般而言，旧公司法有规定的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等，但从原理上而言，具体细化规定并未打破当事人的合理预期，适用公司法能够更加有利于实现公司法的立法目的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为了增强司法裁判的说理和统一裁判标准，可直接适用公司法。”

三、 新《公司法》禁止违规代持上市公司股票规定属于何种类型的规定？

1. 禁止违规代持上市公司股票规定被安排于“因公司法施行前的履行行为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；因公司法施行后的履行行为发生争议的下列情形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”的类型，区别于《规定》第四条“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公司法作出规定”的新增规定、第五条“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已有原则性规定，公司法作出具体规定”的具体细化规定，应属于实质性修改。

2. 同时，《规定》未赋予其溯及力，表明非具体细化规定；加之，在《答问》对新《公司法》实质性修改的列举情形中，明确区分为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实质性修改、有关合同履行的实质性修改以及其他实质性修改，《规定》正是将禁止违规代持上市股票的规定置于有关合同履行的类型项下。因此亦可确认该规定为实质性修改。

四、 结合上文，如何理解禁止违规代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规定？

1. 对该规定，《规定》区分前后法律适用，未赋予其溯及力，其应属不利于当事人的实质性修改。

2. 《答问》明确解释“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”中“当时的法律”包括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，“当时的司法解释”包括法律事实发生时尚未废止的五部旧公司法司法解释，也包括其他司法解释中涉及与公司有关的内容。同时相关司法政策性文件、公报案例、典型案例、部门规章、监管规范等中体现的裁判思路、规则，亦是判断当事人是否对纠纷案件的裁判规则有合理预期，影响修订后规定是否能溯及适用。

3. 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，有关代持的规定，仅有《公司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隐名代持问题的规定，其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代持认定有效，同时，实践中对上市公司隐名代持协议亦认定有效之情形（例如：2019.7.5【北京高院】(2017)京民初24号），可推知，对上市公司公司股票代持协议在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前应以认定有效为主。

4. 对新《公司法》施行后有关股票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，见本所其他专辑中的专项讨论与分析。

五、特别提示

本文内容以及中问律师事务所“今日头条”号、官网发布的其他文章或视频内容，仅作初步探讨交流之用，可能因撰稿人个人认识存在相关争议或差错，或者存在撰稿与发布或阅读的时间差等问题，故不构成现时有效的专业法律意见、建议或决策依据。具体到个案，应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进行专业研判，并征询专业律师进行处理。